上一期我们喝多找骂的话题，让我想起了诺奖经济学得主莫基尔

上一期节目我们喝多了，挑战了一个铁定会被骂的话题。那围绕它的衍生思考还可以继续。

上一期节目我们喝多了，挑战了一个铁定会被骂的话题，关于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举动。

话题源于大老师发的一条即刻：

“回到国内让人怀疑人生的三个瞬间: 为什么飞机一停稳就要全都站起来: 为什么地铁一开门就要全部冲进来 为什么过安检时后面的人要把包扔到前面再继续排队”

我们在播客中借着酒精，该说的和不该说的，反正都说了。左的观点有了，右的观点也有了，像我这种中间和稀泥、忽左忽右的观点也有了。

这个话题在 newsletter 里就不再重复了。但我想借助这个话题做一个衍生品，聊一件相关的事情。播客中大老师提到了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，让我想到了另一件事——和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关。

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是乔尔·莫基尔（Joel Mokyr）。莫基尔曾著有一书——《增长的文化》（A Culture of Growth）。去年诺奖表彰的是得主们对制度如何塑造国家繁荣的研究。莫基尔切入角度不一样——他不只看制度，他更关心制度背后的那个东西：文化。或者说，一个社会里的人到底相信什么，觉得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对的。

莫基尔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：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，停滞才是常态。偶尔有一些技术进步，生活改善一点，但增长很快就会停下来。直到工业革命之后，持续增长才变成了新常态。

那工业革命为什么偏偏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？全世界那么多聪明人，中国在宋代就有了火药、印刷术和指南针，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？

他的回答是：因为光有技术不够，还得有一种文化——一种让技术能不断自我迭代、自我加速的文化。他发现经济增长需要三件套，缺一不可。

第一，科学和技术之间形成持续的反馈循环。

第二，社会上有足够多能把图纸变成实物的能工巧匠——不是一两个天才，而是一大批动手能力强的普通人。

第三，也是最难的：整个社会得有一颗大心脏，能接受自己的老观念、老方法被颠覆。

第三条是最有意思的。因为人类历史上不缺技术发明，也不缺聪明人。但绝大多数社会在面对颠覆性的新事物时，本能反应是拒绝和打压。

莫基尔举了一个很精准的对比：欧洲当时政治碎片化，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能够垄断思想市场。你在这个国家因为说了异端的话被追杀，可以跑到隔壁国家继续说。这就形成了一个”思想的竞争市场”——好的想法能活下来，不是因为权力保护它，而是因为没有一个权力能消灭它。

而中国当时有一个高度统一的中央政府和科举体系，思想的传播和筛选最终受控于一个单一权威。不是说中国没有聪明人，恰恰相反，中国的技术水平在宋代是全世界最高的。但是当一个新想法需要挑战既有秩序的时候，它在欧洲比在中国更容易活下来。

讲到这里，就到了莫基尔整本书里我觉得最值得记住的一个概念：他管它叫”元制度”（meta-institution）。意思是：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优制度，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现在的规则是什么，而是你有没有一套机制，让规则本身可以被修改、被挑战、被更新——而且这个修改过程的成本足够低，不需要流血革命才能完成。

换句话说，好的制度不是一套完美的规则，而是一套”允许改规则”的规则。

这个概念解释了很多看起来矛盾的现象。比如，为什么有些规矩特别齐整的社会反而缺乏活力？因为规矩太死了，改不动。为什么有些看起来乱糟糟的地方反而能冒出创新？因为乱的背后是一种容错性——这个东西不行，换一个试试，没人会因为尝试了一条死路就被钉在耻辱柱上。

莫基尔还有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（《通往二十世纪的两种路径：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与制度（1000—2000）》），讨论欧洲和中国在公元1000到2000年之间为什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他的核心发现之一是关于”中间层组织”的——也就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那个层次。

中国走的是宗族路线：以血缘为纽带，排他性强，内部凝聚力高但边界封闭。欧洲走的是契约社团路线：行会、公司、学术团体，成员不一定有血缘关系，靠共同目标和规则维系，准入门槛相对开放。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势，但在面对”是否愿意接受外来者和新想法”这个问题时，契约型组织天然比血缘型组织更灵活。

回到播客里那个我们找骂的话题：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关于“信任”的问题：如果你生活的环境告诉你：规矩是有的，但执行看运气，或者规矩随时可能变——那你的理性选择就是能抢就抢，能快就快。不是素质问题，是对环境的适应。一个人在东京地铁里安静排队，回到国内就拼命挤地铁，这两个行为背后是同一个大脑——它只是在不同的信号环境里做出了不同的最优反应。

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人的行为，而是产生这些行为的那个信号环境。信号说”你可以信任这个系统”，人就会表现出信任的行为。信号说”你最好靠自己”，人就会表现出自保的行为。

而莫基尔的启发是——这种信号环境不是天生的，也不是永恒的。它是文化演化的产物。所以整个社会系统行为的改变，也许在于“文化”和“信任”能不能被低成本地修改、重建、或者加强？

无论如何，虽然找骂，但这些话题也是值得讨论的。

只要有地方可以讨论，可以被批评或者纠错，我们总会找到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方向，或者是改变的途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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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：

Joel Mokyr,《A Culture of Growth: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》,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2016。

费孝通，《乡土中国》，1948年。在播客中由大老师引出，讨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与公共空间行为的关系。